绝望之后的曙光(毕淑敏)
我们5个女兵是1969年4月被分配到西藏阿里军分区的,当时我16岁半。过"五一"了,说有一辆大轿子车和一辆大解放车结伴上山,让我们5月2日9点到大门口集合。当我们按照预定时间准备上车的时候,才发现探家回来的干部战士早就上了车,黑压压地把轿车的位子都坐满了。那时候的军人没有照顾女士的概念,况且他们原也不知道会有女兵上山,就满车一言不发地盯着我们看。我是班长,看看车子最后一排还能挤进两个人,就叹了一口气说,3个人上解放车大厢板,两个人留在这辆车上。等明天咱们再内部调换一下,自己把苦乐匀匀吧。
从喀什上到狮泉河,那时要走6天,道路极其颠簸,在一次最剧烈的晃动中,一个女兵的头把大轿子车的天花板顶碎了一个洞。那个女兵姓孙,疼得她抽噎起来,满车的男军人们却一阵哄笑,说,你是孙猴子啊,有一个铁打铜铸的脑壳,把车都毁了。
6天的路程,山高水远。我坐在解放车的大厢板上,穿着大头鞋,裹着皮大衣,蜷缩成一团。从车篷布的缝隙中看着阿卡子大坂和界山大坂上纷飞着的鹅毛大雪,听着缠有防滑链的车轮在雪地和碎石上碾过的细碎声响,觉得我以前在北京温暖家中读书的日子,是一个梦。6天中,没有任何男性军人们给过我们以丝毫关照。当我们终于在第6天夕阳西下的时候,到达狮泉河镇,迎接我们的阿里军分区卫生科的领导又表现得匪夷所思。他们围着我们5个人转了好几圈,然后面面相觑毫无表情地走了。
5 个女兵站在荒凉的戈壁上,完全不得要领。我至今仍要感谢大脑缺氧和严重的高山反应带来的木讷和迟钝,让我们在这段不知道有多久的时间内,没有哭,没有叹息,也没有思索,一言不发。在这段思维空白的时间里,我看着远处的夕阳像一张金红色的巨饼,无声无息地缓缓降入峰峦之口,大地变得一片苍茫。
等卫生科的领导再次出现的时候,就变得很热情了,连连说着"欢迎你们",接过了我们的背包和脸盆。
科长后来解释他们的做法:曾经收到过南疆军区的电文,说是给卫生科派去了5名卫生员,但并没有说明是女子。在我们之前,阿里军分区从来没有女兵,所以他们头脑中也没这根弦。接站时,突然发现来者是女孩子,遂大吃一惊措手不及。他们原本是把我们分散安排在各个男兵宿舍,一见之下情知不妥,赶紧回去倒腾房子。
我们5个都是1969年的兵,2月入伍,在新兵连集训了两个月,学的都是齐步走投弹射击什么的,其余的时间就是种菜送粪,并没有经过任何医学训练。到了卫生科,马上安排我们到病房工作,连最基本的肌肉神经在哪里都不知道,就让我们开始上班了。
那时病房有12张病床,经常住得满满的,还要加床。记得第一天打针,老卫生员告诉我,你在病人的半边屁股上画一个"十"字,然后在"十"字外四分之一处把针戳进去就行了。千万不要打在靠内侧啊,那样伤了神经,会把人打瘫的。
这番话他跟我说过好几遍了,可不管他怎么说,我还是没法上阵。老卫生员一副恨铁不成钢的模样,答应我先在棉被上练习一下。我表示可以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在自己身上练习,但肌肉注射这个事,只能在别人身上练习,自己就不太好操作了。过了好几天,当我在棉被上扎得基本熟练之后,才推着治疗车进入病房。我的第一针是给一个叫"黄金"的战士注射青霉素。扎完之后,黄金一个劲儿地感谢我,说一点都不疼。我自己知道这是为什么。因为用的劲过大,针头全部飞快地刺进肌肉,所以几乎不疼。缺点是这样进针十分鲁莽,如果针断在皮肉中,取出来就很困难。算这位黄金战友命大,既不感觉到疼,也没有碰上断针这样的倒霉事,过了一关。
1970 年底,要开始野营拉练了。我们都纷纷写决心书,报名参加拉练,要求到火线上去锻炼。繁忙的准备工作开始了,主要是给自己做一口锅,以便独立野炊的时候能吃得上饭。具体方法是先用锉刀把罐头盒锉开,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保存罐头盒盖子的完整,在做饭的时候少跑一点气。然后在罐头盒盖子(现在已经变成锅盖子了) 上凿个小洞,在罐头盒锅体上也穿个小洞,两洞合一,用铁丝拧紧,简易小锅大功告成。
出发的前一天,我们把拉练需要携带的物品——比如枪支弹药、红十字包、干粮袋、帐篷雨衣、被褥行李等等,都背在身上,跳上磅秤一称,将近200斤。那时我们的基本体重(穿上棉袄棉裤绒衣绒裤大头鞋,戴上皮帽子)大约是120斤。也就是说,负重在70斤以上。
出发了。
风餐露宿,跋山涉水。1971年1月,数九寒天,阿里高原最寒冷的日子。日日急行军,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是从葛尔昆沙到班卡的一段路。设定的行军路线图要翻越无人区,路上完全没有水,所以要每人背上一块冰。也没有柴草,要背上牛粪。当天赶不到班卡就没有地方宿营,必须要走120华里山路。大约是早上3点钟,队伍启程了。
120里路,在海拔5000米以上的高山之巅,就是巨大的挑战了。上午还好,虽然气喘吁吁,总算不掉队地走了下来。中午吃饭的时间到了,要求各自起火。我们先是把背上的冰取下来,砸成小块,放到罐头盒的小锅里,然后再找到几块小石头,把罐头盒垫起来,算作灶台。再把牛粪干塞到石头的缝隙里,点火开始做饭。等到水开了,把干粮袋里的生米下锅,米熟了,就可以开饭了。
这个过程说起来简单,其实不易。单是在大风中划着火柴,就要费半天的功夫。火柴梗丢了一地,还是无法引燃,我向战友借打火机,连续打了50几下,才冒出火苗。我好不容易把牛粪火点燃,瞬即又被大风吹熄,只得重点。几番折腾之后,冰融化成了点点滴滴的水,发出咝咝啦啦的响动。我赶快抓起一把生米下锅,罐头盒内又无声无息了。千呼万唤好不容易才把米泡开,我尝了一下基本上可以吃了,却不料一不小心,支撑罐头盒的石头晃了一下,整个盒子倒扣下来,湮灭了牛粪火,所有的米粒也都洒在外头,白花花一地,马上冻结在石头上,没法吃了。欲哭无泪。正在想着是不是重新煮米,出发的号声响了。
一座险峻的高山横在路上。到了傍晚的时候,只爬到半山,饥寒交迫,我只觉得自己再也坚持不下来了。心跳得好像要从嗓子里喷出来,喉头咸腥,一张嘴仿佛会血溅大地。背上交叉的皮带,一条属于手枪,一条属于红十字包,如同两条绞索,深深地刹进了肩骨。两腿沉重如铅,眼珠被耀眼的冰雪刺得发盲,不停地流泪…… 我问自己,人这样活着还有什么意义?我身上的所有感官,感受到的都是痛苦与折磨,这样的生命,我再也不想拥有了。我要结束生命,从此长眠,埋骨雪山。
我认真地开始寻找致死的机会。我想,第一要像失足落下悬崖,这样就算因公牺牲,我就会被追认为烈士,对家里人也就有个交代了。第二必须摔得粉身碎骨,让人从高处一看就知道根本找不到我的尸骨。否则断了胳膊折了腿,还得劳烦战友们下到谷底抬着走,那我就成了罪人。我两条想好之后,我已抱定了必死的决心,只剩下具体实施了。我原来以为死是比较容易的事情,其实真要寻死,也并不简单。第一次,我看好了一个地方,就要放开攀岩的手的时候,突然发现底下的石头不够尖锐,摔而不死就糟糕了。第二次选中的地方,又觉得那里的积雪太厚了,也难以一摔致命。第三次,怪石嶙峋积雪菲薄,摔下去必死无疑,但因为是在队列中行进,我后面的那个人亦步亦趋跟得太紧,如果我一失手坠落,背上凸起的背包在坠下的过程中撞上他,他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很可能被我牵连着一同摔下去……
我不能伤了战友的生命。机会稍纵即逝,我眼睁睁地看着那块最佳的自杀之地离我远去。天不可阻挡地黑下去了,天黑之后,自杀就变得更为困难。主要是看不清地形,如果摔不死的话,就会被活活冻死,那太可怕了。我不怕死,可我害怕慢慢地煎熬。
寻死不得,你就只有像架机器似的向前向前……队伍中是不能容忍停滞不前的。完全没有了思想,没有了方向,只有挺进。周围是一片黑暗,我从来没有见过那样黏腻厚重的黑暗,头脑中也是一片黑暗,如同最深的海底,渺无希望。
大约到了凌晨3点钟的时候,我们终于抵达了班卡哨所。我们不停顿地行走了24个小时,气温是零下38度。
那天晚上(正确地讲应该说是黎明),我以为自己会蒙头大睡,不想脑筋却冰雪一样清冷。我想,人在最艰苦的时候,常常会产生绝望,以为自己就此倒下,一了百了。但只要不懈地坚持,其实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曙光会重新出现。
1980年我转业回北京。接收户口的民警登记时问我:你一入伍分到西藏阿里军分区,一直到转业,都是在这个单位工作吗?我说,是。我当兵11年,只在一个单位工作过,那就是西藏阿里军分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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