牧羊·经典文摘

吴宓的1944 漂泊京城

对吴宓先生而言，1944年是他生命里最逍遥的一个年度——这一年的夏天，他获得了当时国民政府教育部批准的国内带薪一年假期，他接到这个消息是在1944年的9月初，而在此之前的8月20日，恰恰是他50岁的生日。
　　
　　这一年的春天，和所有颠沛流离到大后方的大学教授一样，吴宓先生在昆明的清华大学（西南联大）艰难而且庄严地为华夏土壤培养"知识的种子"。这个时候的抗日战争已经接近尾声，日本军队的飞机已经没有能力轰炸昆明，国民政府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力量正在对日伪展开反击，原来的西南联合大学也悄悄地分裂，几所顶尖学府虽然名义上还在联大的招牌下，暗地里却各自为政，各自发展。这一年是吴宓先生在清华任教的第三十个年头，也是最后一年。
　　
　　1944年的春天，吴宓先生在艰苦的环境里写成了三部英文版著作：《世界文学史大纲》、《欧洲文学史大纲》和那部见解独到的《文学与人生》。也正是为了校订修改和翻译成中文，以培育桃李为己任的吴宓先生才接受了校长梅贻琦的休假建议。也有人说，吴宓先生之所以接受休假是因为和当时的系主任陈福田发生了激烈争执，二人矛盾重重，无法共事，天性率真的吴宓教授才动了离开清华的念头，于是，1944年的9月23日吴宓先生离开了风景如画的昆明，经过贵阳来到遵义的浙江大学，会见他的哈佛同窗竺可桢、梅光迪。10月13日，吴宓先生从遵义出发去重庆，和茅以升、潘伯鹰会面后，马不停蹄地赶到成都的燕京大学，去见他亦师亦友、寤寐思之的陈寅恪。
　　
　　关于吴宓、陈寅恪二先生的友情，实在是中国学界的一段佳话。在"文人相轻"、动辄诋毁诽谤的新文化以降的学者圈子里，吴陈二人的友情堪做万世楷模。且不说二位先生留学海外期间的真挚友谊，且不说共事清华的巅峰岁月，且不说1944年吴宓先生竟为了能够和陈寅恪先生做同事而留在燕京，且不说1961年吴宓先生南下广州拜会睽违16年的陈寅恪；即使到了山穷水尽的1971年，被摔断腿、被批斗到几近心理崩溃的吴宓先生冒着重大的政治压力，给中山大学"革委会"写信，询问中山大学最大的"反动学术权威"陈寅恪的下落，信中说："此间宓及陈寅恪先生之朋友、学生多人，对陈先生十分关怀、系念，急欲知其确切消息，并欲与其夫人唐稚莹女士通信，详询一切。"这封信在那个年代当然是沉入大海，让吴宓先生枉耗牵挂，也让几十年后读到这封信的我辈潸然泪下。吴宓先生根本不知道，陈寅恪夫妇早在两年前悲愤去世。60年后的2004年，作家叶兆言写到吴陈这一段情谊，动情地说："友谊有时候正是因为距离，因为离乱，会产生特殊的美感。"叶兆言的感叹可谓由衷而发，一语中的。叶兆言的父亲是叶至诚，叶至诚的父亲是叶圣陶，家学渊源，难怪言语朴实动人。而吴陈二人在很多方面都惊人地相似，比如都育有三女，比如都离开北京南去，比如都把学术当作生命的根本，就连晚年的遭遇也惊人地一致，都是"膑足盲目"，凄凉弃世。
　　
　　1944年整个漫长的春天，吴宓先生都住在昆明大西门附近一栋老式木制楼房的阁楼里。每天从学校回来，吴宓先生要爬50多级楼梯，扶手已经很老了，像是经过了一百年，仿佛稍一用力就能拉倒。吴宓先生每次爬楼梯的时候心里总在嘀咕，"是它扶我还是我扶它"？战时的大后方没有电灯，晚上吴宓先生只能屏气吞声，慢慢地摸上楼去，像一条史书里的蠹鱼，没有丝毫的波澜。和昆明所有阁楼一样，屋子中间高四面低，吴宓先生进到屋里必须低头弓腰，才能过他一桌一椅一床一书架的教授日子，而他的三本英文著作，正是在这里写成的。
　　
　　就在吴宓先生即将离开昆明的时候，几名研究生去看他，好客而又寒酸的吴宓先生带着弟子们上街下馆子。先生要来菜单子，对照墙上悬挂的菜谱，亲手在点菜单子上写上菜名和单价，一笔一划，工工整整，认真地计算总数，把钱数算好，和自己口袋里的钱数相符、不超，这才交给堂倌下厨。
　　
　　昆明的晚上有雾，师徒一行出得饭馆，光滑整齐的石板路在雾气里湿漉漉，雾蒙蒙。学生拥着老师，像一群依恋母亲的孩子。吴宓先生穿长衫，戴礼帽，携一文明棍，在那样一个浓雾弥漫的晚上走在薪火相传的古道上，所有的喧哗和市声都被雾气清洗，没有人知道吴宓先生想什么、看什么，每个人心中都是对先生无比的依恋和浓浓离情。夜色渐深，两旁商铺的檐角偶尔有水滴滴落，打在同学的头上，打在吴宓先生的帽子上，打在后人记忆的湖面上，直到如今还在泛起层层涟漪，荡漾成1944年有关吴宓、有关清华、有关抗战、有关知识分子的种种回想。

　　本文摘自《读者》2007年第01期P40

发贴者：无名 @ 11: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