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听,我什么都能做到 周婷婷
她1岁半因药物而致双耳全聋,8岁竟能背圆周率小数点后1000位, 16岁成为中国首位聋人少年大学生,21岁留学美国,24岁被美国波士顿大学录取为博士生,她就是周婷婷。《墙角的小婷婷》一书记录了周婷婷从出生到留学美国的真实故事,想要告诉你的就是:没有不幸的人,只有不幸的教育!在美国加劳德特大学的校园里,聋人们不会从医学的角度看待自己的耳聋,更不可能把它当成一种"残疾"。恰恰相反,他们把耳聋当成一种引以为豪的"文化"。我的很多同学,都对我打过"为自己是聋人而骄傲"的手语,这些同学,以自己的耳聋为骄傲!这种积极对待耳聋的态度,是我以前想都没有想过的。以"耳聋"为骄傲的感觉,实在是让我感觉好极了!我终于明白,有什么样的环境,就有什么样的人生态度。耳聋本身并不可悲,可悲的是世俗的偏见、环境的影响。—— 周婷婷
给我"布达"
我3岁多的时候还是不会说话,可学习语言的黄金时期已经过去。但全家人不死心,无数次指着鼻、眼、嘴,在我的耳边喊,然而我对大人焦急的呼喊,常常不理不睬。
奇迹发生在一个下午。我指着床头的饼干盒子向奶奶比划,奶奶抱起饼干盒子,引导着:"饼干!饼干!"我伸着小手要,奶奶铁了心就是不给。我"哇"的一声大哭起来,5分钟过去了,10分钟过去了,半个小时过去了,一老一少僵持着。终于,我嘴唇嚅动了半天,吐出了两个字:"布达。"奶奶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她一把揽过我,紧紧地楼在怀里,并把整个饼干盒端在我的面前。从此,我开始进入语言的美妙世界。当我能叫出"爸爸、妈妈、奶奶"时,一家人幸福地拥抱在一起又哭又笑,爸爸的大拇指竖得都有点抽筋了:"你不是天才谁是天才?"
乌拉!新的一天又开始了
爸爸无意中看到一本名为《幼儿才能开发》的小册子,书中说到在日本小提琴教育家铃木镇一的培育下,每个学琴的孩子都能达到莫扎特孩童时期的小提琴演奏水平。当有人问铃木镇一,为何所有跟他学习的孩子都能达到这样的水平时,他说,他无意中发现,学习成绩再差的孩子也个个能说会道。他恍然大悟,原来最好的教育方法,正是学说话、学走路的方法!
"只要用学说话、学走路的方法来教育我,我肯定也可以成为天才!"从爸爸开窍的那一刻开始,我的命运有了转机,我真的可以幸福地在知识的天空翱翔了。
于是,在那段去上海针灸治疗的日子里,爸爸为我制定了非常详细的每日作息计划,带着我复习功课,对我进行智力开发。他特意在作息计划上加了很多"玩"的时间,我真是高兴极了!
每天一觉醒来,面对明媚的阳光,我都要开心地说:"乌拉!新的一天又开始了!"而到了夜晚,我们父女俩开心地学习新知识,越学越兴奋,常常进入了忘我状态,好几次都一边学习,一边不知不觉地坐到了桌子上、椅背上……
来到"聋人王国"
2001年,我考入世界上最好的聋人大学——美国加劳德特大学。在语言文化讨论课期间,我们在学校的安排下看了一部很特殊的电影。这部电影讲述的是加劳德特大学建校100周年来,在聋人学生们的呼吁下,推举出一位聋人校长——金·乔丹。当他被选为校长的时候,全校聋人为之欢欣鼓舞,觉得聋人终于可以掌握自己的命运了!看着这部电影,我心里受到了强烈的震撼,因为我从未想到聋人完全可以不需要听人(即健听人)的帮助,可以掌握自己的命运!金·乔丹校长还说了一句话:"聋人除了听,什么都可以做到。"
还有一次,我和两个新朋友去游览华盛顿。这两个朋友,一个只会美国手语,一个只会说中文,我成了两个人的翻译,一会儿说中文,一会儿打手语。没一会儿,我就头昏脑涨了,看来要能轻松自如地在两种语言之间不断地切换,真不容易啊!
然而,聋人朋友却生气了,还打着手语说:"我需要的是一字一句的翻译!人家说了那么多,你给我翻译的,却只是个大概,这不公平!"不公平?我怔住了。要知道在国内,很多人一起聊天,或者开会讨论的时候,只要有人能主动告诉我他们所说的内容,哪怕是高度概括的寥寥几句,我就会心存感激了,所以我以为这次的翻译算是再正常不过的了。
这时,聋人朋友又告诉我:"你不知道吗?聋人和听人一样,享有听到每一个信息的权利啊!"我这才明白过来,的确,我周围的手语翻译都是逐字逐句地为聋人翻译的啊!这样才是对聋人的尊重!
在全新的环境中,我学习吸收着这里全新的思想观念。我渐渐明白,聋人也可以为自己的耳聋感到骄傲。因为在美国,很多聋人不仅没有把自己的耳聋看成一种生理上的缺陷,而是看成了一种独特的文化。那里的聋人群体,有属于自己的语言和文化,在美国多民族多元化的社会大熔炉中,聋人无疑也被当成一个少数民族来看待了。(摘自《墙角的小婷婷》,南海出版公司,2006年10月出版)
【班主任的亲笔信】我看墙角里的小婷婷
那是12年前,我刚送走一届高三毕业班,准备接高一新生,学校书记找到我说:"你们班来了一位双耳全聋的学生周婷婷"。双耳全聋?她怎样听课?无法听课她又怎么会在中考中以高分考上南京一中?(南京一中当时是我市四大名校之一)双耳全聋怎样能和其他同学交流?怎样学英语?在学校餐厅她如何买饭?……一系列由于双耳全聋引起的困难都在我脑中徘徊,该怎样接纳这位特别的学生?
开学了,当时我担任高一(2)班的班主任。新生入学报到那天,教室里坐满了新同学,婷婷坐在第一排,白净的面庞,一双大眼睛分明有一种困惑且有一分自信。我发现教室里还坐着一位中年男子,一问才知,他叫周弘,是周婷婷的父亲。据周先生介绍,婷婷在一岁多时因药物导致双耳全聋,现在须借助助听器并观察说话人的口型,才能很吃力地听懂别人的话。那天我先作了自我介绍,并在黑板上写了一个大大的"人"字,就此讲述了集体的形成及做人的道理,并没有刻意表现出对婷婷的别样关照。然而,听完了我的话,我却从婷婷微笑的眼神中知道她已经开始信任这个新的环境,在这个班级里她不会因为"特殊"而受到"特殊"的对待。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我明白周先生的用心,他没有为女儿选择聋哑人学校,就是为了给孩子创造一个跟正常人无异的环境。
我是物理教师,记得有一次讲《动量守恒定律》,在课堂上,当我问"小球从高空坠地后会弹跳多高"时,全班只有婷婷拿出了事先准备好的小球,当场为大家做了实验。原来,为了做好实验,她嚷着要父亲陪她到南京夫子庙小商品市场买来两只橡皮小球,按照物理学原理自己设计了一个"超级小球"实验,看着小球一蹦超出了寻常的高度,引起全班同学开怀大笑。好奇心引起了她对物理学的兴趣,每堂物理课她都瞪着大眼睛仔细看着我的演示,仔细思索每一个过程,以弥补听力的缺陷,如有不懂的,课后总会缠着我问个究竟,直到明白为止。
事实证明,婷婷在高中的学习成绩非但没有跟不上其他同学的步伐,而且各科成绩都能名列前茅。兴趣是学习动力的最强盛的来源,老师更重要的作用是启迪学生对学习的爱好,挖掘学习的潜能。
在集体活动中,我和同学们也都把婷婷当成普通的班级一员看待。久而久之,婷婷也把自己当成了正常的学生,凡是集体活动,她都主动参加。比如运动会,人声嘈杂的运动场上她听不到跑步的发令枪声,她就去推铅球、跳远,或者当啦啦队,还积极地参与赛场的宣传报道。
课余时间,我们班和南京聋哑学校的一个班结成了兄弟班级,经常组织一些联谊活动。我跟同学们一起骑自行车到聋哑学校去,婷婷也和我们一同前往,路上车来车往,我暗暗嘱咐同学们将婷婷围在中间,以免有什么意外发生。在与聋哑学生做游戏时,我发现婷婷的表现完全跟正常人一样,那时真的感到万分的欣慰。图书馆里她跟其他同学一起阅读;元旦晚会与同学一起包饺子;乒乓球台前常有她左推右挡的身影;课余时间常听到她爽朗的笑声,她已经完全融入了高一(2)班的集体。教育让婷婷的眼前飘舞着一只蝴蝶,她把学习当成消化和呼吸一样自然。
通过与婷婷的教学互动,我们发现每个人都可以通过改变自我形象来改变自己的感受和行为,开发新的才干和智慧。婷婷需要的是同学的尊重,而不是同情;需要的是同学的关心,而不是怜悯;需要的是人的自我发展空间,而不是同学把她作为"偶像"供奉。
在信息化的时代,人不再是无奈的被制造者,有了更多自由发展的权利和空间,与其说是婷婷获得了成功,还不如说是她找到自我发展的空间,作为她的班主任,我为她的成就感到高兴,也希望更多的人和老师以赏识的目光对待自己的孩子、自己的学生。
婷婷的经历给很多身处逆境的人许多人生的启示,"山高岂碍白云飞,竹密何妨水流过"。在此,我衷心祝愿她在人生的旅途中不断地进取,去追赶那只五彩斑斓的蝴蝶。(作者系周婷婷的高中班主任 丁基泰)
【海外专家连线】于无声世界的聆听
[美]杰拉尔德·费恩美国波士顿大学教育学院教授
让那些看起来与众不同的孩子接受教育的唯一障碍,是没有合适的老师,聋人虽然听不见,但那并不意味着我们不应该聆听他们要说的话。
婷婷是个很有天赋并且非常优秀的女孩,作为她在美国波士顿大学教育学院的学术导师和授课老师,我感到很荣幸。婷婷并不是我的第一个聋人学生,在大学任教 35年多,我结交了一些聋人朋友。不过,婷婷写书并且出版了,他们当中很少有人能有这样的成就。更重要的是,婷婷想要诉说残疾人个体所遭受的社会不公正待遇,这种动机非常令人钦佩,她为聋人所做的工作也非常令人感动。我相信,就像她所做的那样,我们每个人都有道德上的责任,去与那些不公正地限制了聋人自我决定权的无知、偏见、歧视作斗争,也许没有什么比冷淡的沉默更令人愤怒了。聋人虽然听不见,但那并不意味着我们不应该聆听他们要说的话。
在特殊教育课上,我的学生们要阅读海伦·凯勒的《我的生活》,这本书展现了海伦·凯勒和她的老师安妮这两位伟大女性的生活和工作。一个又盲又聋的孩子接受正规教育并最终进入大学,这在人类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安妮教了海伦12年后,20岁的海伦通过了拉德克利夫学院的入学考试,并最终荣誉毕业。海伦·凯勒用实际行动证明了一个很多人都拒绝承认的事实,那就是只要教育恰当,即使一个看不见或听不见的孩子也能从教育中获益。
让那些看起来与众不同的孩子接受教育的唯一障碍,是没有合适的老师。这个故事不仅是在讲一个优秀的学生,也在讲一个伟大的老师。教育那些起初看起来学习有困难的孩子的挑战不在于是什么使他们与别人不同,而在于是什么使他们与别人相同。
安妮用恰当的方法教海伦读和写。对一个盲聋人来说,学会"W"已经是一个很大的成就,学会"W-A-T-E-R"简直不可能,可安妮对海伦严格要求,她用指语教会了海伦"water"这个词。安妮用同样严格的方式把数学、历史、自然科学每一科目都完整地教给海伦。如果我们要确保所有的孩子都能平等地接受教育,就必须要聘用像安妮·莎莉文这样的老师。没有什么法律可以保证学校提供优秀的老师,没有什么法律能激发学生学习,也没有什么法律可以克服偏见。学生在学校学习不好不是因为缺少特殊的教学计划,而是因为缺少那些可以不受官僚主义的影响,自由地教孩子们的有才华的老师。
安妮·莎莉文那样的老师应该有一种特权,能够免受制度和法律所带来的程序上的负担,这种负担同时分散了老师和学生的注意力。安妮坚持不让海伦的父母干扰她的教学,她奉献了她所有的时间和才能去教育海伦,每天都是。正是这种紧张、有技巧的教授方式打下了海伦发挥学习潜能的基础,也成为她们日后深厚的师生友谊的基础,没有考试、没有干涉的教学也是这种友谊能够产生的原因。这种在美国历史上非常少见的师生间的友谊开始于1887年3月3日她们第一次见面,结束于1936年10月20日安妮去世。
今天,我们似乎对师生间持久的友谊感到害怕。老师们以公正的名义对所有学生一视同仁。当必要的宽宏与对学生的偏向被混淆时,友谊就很难产生了。不同于海伦·凯勒所接受的教育,今天我们通过考试而不是个人成就来评估一个学生的价值。这种方式运用到极致就成了一个严重的错误。事实上,让孩子们达到很好的学习状态,像安妮帮海伦达到的,更多地依赖于友谊。
在讨论课结束的时候,我做了个总结。教育好一个学生,比法律更能给社会带来积极的影响。这时,婷婷发言了。她告诉我们,她小的时候听爸爸读了海伦·凯勒的《我的生活》。婷婷学到了一个道理,这个道理也是我一直教给学生的:"如果一个又盲又聋的孩子都能做到这些,我这样一个只是耳聋的人一定也可以做很多伟大的事。"在很大程度上,婷婷的父亲就是婷婷的老师,他们之间建立的友谊就像安妮与海伦之间的。
美国从上个世纪 70年代开始有了《特殊教育法》。与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人权法案》一样,《特殊教育法》也是为了保护少数群体不受歧视和偏见,这些法律和它们所建立的项目挽救了数百万残障儿童。我们不再有大型的国立机构去收容那些残障者,取而代之的是,美国的大多数残障儿童都可以进入本地的公立学校。我们需要这些法律—— 它们是必要的,它们克服了传统的偏见,这种偏见认为,那些特殊的不一样的人对每一代人来说都是个负担。但法律是永远不够用的。
通过认真地学习海伦·凯勒、安妮·莎莉文和周婷婷等优秀女性的事迹,我们能够学到很多东西,从而去改进所有人的教育。([美]杰拉尔德·费恩美国波士顿大学教育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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