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7月19日星期四

光旦之华 王燕妮

  在20世纪中国著名学者中,潘光旦是一个暌违已久却不容淡忘的传奇人物。这不仅因为他学贯中西、融会文理,是著名的社会学家、优生学家、民族学家、教育学家和翻译家,更因为他至纯至真的个性和人格……
  
  爱书藏书:最大的乐趣
  
  潘光旦爱书如命,早在学生时代,钻图书馆、逛书库是他最大的乐趣。在美国留学期间,每个月80元的津贴,他省吃俭用,一有余钱就逛犹太人的旧书店用半价买回一些书。这些书中最珍贵的是一部《达尔文全集》,这套书当时在中国绝少有人私人收藏,而一个穷留学生却倾其所有把它买了回来。回国时,船到上海码头后,他口袋里仅剩下一块钱。
  早在1932年,他还在上海教书时,一二·八事变日军入侵上海,潘光旦携眷逃入租界,但他忧心自己的藏书,费尽周折,终于把藏书运离危险地带。
  他是以优生学专家的素养来从事中国谱牒学研究的,因此在优生和家谱两类书籍的收藏上,他有目的、有系统地苦心张罗,收集的数量非常可观,按他自己的话说,在国内藏书楼里找不到一个对手。
  在清华教书期间,潘光旦的书房叫"葫芦连理之斋",之所以取这个名字,是因为在1936年时,潘光旦住的清华大学新南院11号,门前院子里种的葫芦藤,千载难逢地结出了一对并蒂的葫芦,两边完全对称,长得特别好看。这对葫芦也一直被他珍藏。以后他的书房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存人书屋",大概与他注重对人的研究有关。
  潘光旦的书房常常是高朋满座,来与之探讨、求教、聊天的朋友、学生不断。来访问他的人络绎不绝,朋友、同事、学生,最多的还是学者,谈话的内容海阔天空,包罗古今中外、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其间还常常穿插着潘光旦的大笑声。
  
  私淑霭理士,一片新天地
  
  潘光旦20岁在清华学校高等科肄业。清华的藏书十分丰富,他发现了霭理士的六大册《性心理学研究录》,当时这部书锁在书库以外的一间小房子里,只有教师和校医可以问津。19世纪末英国社会对性问题存在各种偏见,不仅不能阻止书的流传,反而更引起读者的注意,霭理士曾经预言:"你们可以举火把我的书焚毁,但它们的浓烟烈焰将化为下一代人的道德灵光。"潘光旦为了借看这套书,费了不少周折。
  读过这些书后,当时的他就颇为自豪地以一个性方面的小权威自居,不少同学也拿一些自恋与同性恋的问题向他讨教,他也就不客气地就自己所知逐一解答。后来他又发现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导论》。由于他一向喜欢看稗官野史,发现了明末一个奇女子冯小青,对照弗氏著作发觉冯小青的表现是影恋的绝妙例子,于是就借梁启超催交"中国历史研究法"的报告之机,写了一篇《冯小青考》以后扩充成书出版。这是潘光旦对于性问题的第一次研究尝试。
  潘光旦虽然不认识霭氏,但他自称是霭理士的私淑弟子。抗战军兴,学校迁到昆明,1939年11月他才正式开始翻译《性心理学》,两年后译完。
  对于性教育,潘光旦认为:"性是人类最大的原动力,而中国人看得太小,只认为是男女关系,同时又看得太神秘了,所以就忽略了性的重要。"这也是他翻译《性心理学》的本意。
  
  自知者明,自胜者强
  
  潘光旦晚年眼睛高度近视,达到一千多度,而他除去吃饭睡觉,其余大部分时间都在读书,家人都笑话他是在闻书。据他的亲人们回忆,由于视力很差,他拄着拐杖上班,走得很快,但看不见对面的来人,有个熟人说他架子大不理人,从那以后,为了不造成误会,他每走一步就点一下头。
  他为人极有幽默感,喜欢开玩笑和自我调侃,孩子们也可以随便跟他开玩笑,他从来不发脾气和打骂孩子,只是言传和身教,让孩子们的个性得到充分的发展。他的性格也相当活跃,他曾经教他的女儿、女婿唱他小时候学过的道情歌,而且是用上海话唱。在清华的时候,独腿成了他的一个特征而名声在外,但与之相处,没有人会感到他的残疾。他行动敏捷,还把自己架拐行走当成笑话来说。有一次下雪,一个小男孩看到潘光旦拄拐在雪地上留下的印迹,以为是什么小动物,跟踪脚印直到发现潘光旦。潘光旦回家就把这个故事讲给家人听,还夸奖这孩子有寻根究底的劲头。
  他被打成右派以后,因为他的眼睛视力极差,有一只眼睛根本看不见,有人开玩笑地说:你这个人,立场、观点都有问题。他回答道:"我不但立场、观点有问题,我这方法还有问题呢,我架的是两条美国拐杖,所以方法也有问题。"
  在"五四"前后学人中,潘光旦的形象颇为特别,闻一多认为他是一个科学家,梁实秋说他的作品体现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凝合",而在费孝通的眼中,潘光旦是一个人文思想家、人类学家。梁实秋、梅贻琦、闻一多、徐志摩等那一代的学者们,非常喜欢潘光旦的为人,常与他结伴旅行。梁实秋认为潘光旦是一位杰出的人才,学贯中西,头脑清晰,有独立见解,国文根底好。而梅贻琦则赞扬他秉性温和忠厚,《论语》上所说的"温、良、恭、俭、让"诸多美德他都当之无愧,是"一条硬汉"。费孝通与潘光旦比邻而居,他视潘光旦为活字典,凡是不知道的事情,不查字典,跑去问潘光旦,一问就知道了。冰心评价说,潘光旦是"男子中理智感情保持得最平衡的一个"。
  潘光旦一生唯有几次失控,一次是他的母亲1939年在上海去世,潘光旦在昆明西南联大执教。潘光旦的成长与母亲的教养息息相关,母亲的死使他悲痛不已,他在家中的阁楼上呆了三天没有下楼跟家人一起吃饭。还有一次是1958年夫人赵瑞云去世,他认为是自己被划成右派致使夫人担心而发病去世的,这次他也是大恸。另外,潘光旦在闻一多被特务枪杀后也大恸一次。他表达感情与别人很不同,哭过后马上可以控制自己。以后是"文革"初期,他与叶笃义谈天时偶然谈到他的女儿潘乃穆在丈夫被逼死后,对她的儿子说,爸爸死了还有妈,我们还要活下去!他说到这里情不自禁突然一下子悲愤失声,恸哭起来,恸哭过后,又像没什么事一样讲别的事情了。叶笃义说,潘光旦当时极度地控制自己的感情,一个人怎么能做到那种程度,这只可以用"心存百般忍让"来形容。
  
  学者之死
  
  1966年"文革"开始,潘光旦被挂上"反动学术权威"的大牌子,被抄家批斗。当红卫兵抄家时,只抄出一百几十元的存款,他们不相信只有这么多钱,质问说:别的教授都有几万块钱,你怎么只有一百多块钱?潘光旦回答:"我就这么多钱,我的钱全买书了。"抄完家以后,书房和卧室都被查封,只有厨房和贴着厨房搭建的一间小屋没有被封,潘光旦和老保姆及小孙女,只能在这间小披屋的水泥地上席地而卧,缺被少褥,难以入眠。幸亏费孝通把自己家里没有被封的被褥抱过来给他们用,还用粗毛线给潘光旦织毛袜穿,那时费孝通处境也很艰难,夫人被赶回苏州,自己连饭都难吃上,只能在潘家搭伙。
  "文革"前潘光旦的身体基本健康,被批斗后,由于腿疾,虽然没让他和费孝通等人一起去打扫厕所和澡房,还是叫他去校园拔草。他的腿不能蹲下,带着一只小凳,被红卫兵一脚踢飞,他被迫坐在地上拔草。红卫兵还要强迫潘光旦站队跑步,后来被别人制止。
  当时潘光旦已有67岁,身体出现了问题,从前列腺发炎逐渐发展到尿毒症。由于没有正常的医疗条件,他的病未能及时就诊。
  叶笃义常去探望潘光旦,潘光旦对叶讲了他的三个S政策:"第一个S是Submit(服从),第二个是Sustain(坚持),第三个是Survive(生存)"。后来潘光旦的病逐渐加重,他女儿的一位同学把他送进积水潭医院,开始大夫给他插了一个管子,但过了几天,医院打起了派仗,主治医生被撤换。他住在十几个人一间的病房里,其他病友又喊又叫,红卫兵们还不时来审问他,还有外来调查人员冲他大叫大嚷。潘光旦受不了了,要出院回家,叶笃义用潘光旦自己的话来劝他:"Sustain and survive(你要坚持生存下去)。"他摇摇头说:"Succumb(死了)。"
  叶笃义对费说:千万不能让潘光旦回家,回家准是死。在那种情况下,医生却不负责任地推他出院。据女儿回忆:当时准备了一辆幼儿乘坐的竹质手推车把他推出病房,他很高兴地向旁边不认识的人招手,极有尊严地从医院回家,如同病愈出院一般。就在他生命垂危的时刻,家里的卧室还不准启封,只打开了堂屋。他的女儿支了一张旧行军床让他静卧,总算是躺在自己家里。
  1967年6月10日夜,回家9天之后,潘光旦请保姆向隔壁的费孝通索要止痛片和安眠药,但一样也没有。费孝通将他拥在怀中,他逐渐停止了呼吸。
  (李义凡摘自《光旦之华》,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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