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7月19日星期四

1938年的那一天 谷冬梅

  爷爷说:那天,他真的觉得他已经把自己所有的路都走得干干净净了。
  可是,如果一切可以重新来过,又会怎么样?他依然没有别的选择。
  他依然会毫不犹豫地杀死那个日本鬼子,那个因伤掉队闯入村子里的日本兵。
  他只是觉得悲哀,一种巨大的、渗入身体每个细胞的悲哀,这种悲哀让人连求生的勇气都消失殆尽了。他不明白,不明白为什么一个受伤掉队的鬼子会把全村一百多号的男女老少都吓得躲进了高粱地里;为什么没有人想到会有别的方式来对付那个鬼子。高粱纵然长得再高再密,早早晚晚也会被割得一棵不剩,在光秃秃的原野上,该面对的流血迟早要来,曾经又高又密的高粱又能挡住什么呢?
  也许不得不承认,我们这个从1840年开始就不断弯腰不断屈膝的民族,除了工业,还缺了些更重要的东西,那一些被又高又密的高粱遮住的东西。一想到这些,他的心就疼得流血。他闭了闭眼睛,却没有泪流下来。不错,一群人不做自己该做的事情原因也许可以很多,而一个人做自己该做的事原因却只有一个。
  他只是不能容忍,一个日本兵大马金刀地坐在他屋子里,不能容忍那小日本随随便便地踢开村子里每户人家的屋门,难道因为日本人有一杆随时可以剥夺别人生命的枪?这件事就算让选99次,他还是会用顶门闩打死那个来自日本的畜生。他咬了咬牙想。
  只是他怎么也想不到,在他杀了鬼子后,那些躲起来的乡亲会忽然冒了出来,在他背上包袱准备远奔他乡的时候,有那么几个乡亲来到他家门前说,"不能让你走,怕万一鬼子来要人,全村人会替你抵命的。"
  "应该把他关起来,等着日本人来要。"这是他们商量后唯一的结论,又高又密的高粱叶子哗哗地响着,齐声附和着。
  缺了一块的月亮从天窗把月光送进来,他想动一下四肢,却只能让绳子把自己勒得更痛。他心里叹了口气:动什么呢?这些人能摆脱成为亡国奴的命运吗?
  忽然听见门闩响动,门轻轻地开了,一个人影闪进来,向他摆了摆手,示意别出声,迅疾地用刀割断绳子,抓住他的手,向外走去,他无法分辨什么,只跟着轻轻地出了门,翻过院墙,穿过小过道,躲进了密不透风的高粱地里。
  仔细一看,正是看守他的那个人。
  那个人手里拿着包袱,塞给他让他快走。他想说声谢谢,却呆在原地一句话也说不出。那个人接着催促让他马上走!找一个中国人不怕鬼子的地方。
  他心里一热,看了那个人一眼,转身钻出哗哗作响的高粱地向远方奔去。那一刻,他的眼泪都流了出来,他忽然对自己,对这个民族重新充满了信心,他相信他们一定能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一定!一定能。
  我爷爷每次说到这儿,都会不由自主地咧着没牙的嘴笑。
  我也笑,每当我看到四周的人私欲膨胀,人情淡漠,趋利避害,见死不救的时候,我也会忍不住想一下1938年的那一天。
  (谢勇摘自《大众阅读报》,刘展国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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