牧羊·经典文摘
2007年4月2日星期一
独自等待 廖恒
在非洲的斯威士兰，我工作的医院坐落在漂亮、陡峭的莱邦博山的顶峰。在这里，人们为了看病，常常得走40公里或更远。每天早晨，医护人员搭上一辆小卡车或大蓬运货车，到那些极度贫困且急需医疗服务的社区为人看病。每次出发前，我都会买一些土豆、胡萝卜和苹果，给我们遇到的人。在非洲，医疗服务不仅意味着提供药物，也意味着提供食物。我常常会准备好一袋糖果，分发给在社区里遇到的那些可爱的孩子们。
那天，我们来到一个孤儿家庭。在斯威士兰，这样的家庭有15000多家。在那个用木头搭成的棚里，我们发现了一个漂亮的小女孩，她有着一双又大又亮的灰褐色的眼睛。她的名字叫坦兹尔。我从袋子里拿出一颗糖给她。她用当地的方言对我说了一句话。"医生，能再给我一颗吗？我要给我的妹妹。"同去的护士为我作了翻译。"当然可以"，我又给了她一颗。为一个肺结核患者做完治疗后，我们按原路返回，经过坦兹尔家的门前，我们向她说再见。让我们奇怪的是，坦兹尔没有吃我给她的第二颗糖的意思，而是把它留着。护士说："这小女孩真聪明，她为自己要了两颗糖。"接着她又问了坦兹尔几个问题，我们都被深深地打动了。
坦兹尔今年7岁。两年前，她的父母像这个国家的很多人一样，双双死于艾滋病。父母双亲的去世带给坦兹尔无尽的伤痛。可是，灾难常常结伴而行。父母离她而去的当年，坦兹尔与自己的妹妹失散，当时她的妹妹才3岁。坦兹尔再也没有见过妹妹。此后，不管谁给坦兹尔任何东西，如果不是给她两份，她都不会接受。两个胡萝卜，两个布娃娃，两颗糖，一个给她自己，一个留给很可能已不在人世的妹妹。事实上，在坦兹尔居住的小木棚里，我们看到了她收集的一堆旧东西，她希望有一天，她能把这些东西都给她的妹妹。
我的一些朋友曾对我说，当他们看着非洲的这些孩子时，不知为什么，总会觉得这些孩子与我们的孩子不同，他们好像感觉不到痛，同样也感受不到爱。我也一直有相同的看法。但认识了坦兹尔后，我的看法完全改变了。现在我坚信，这些孩子的痛更深，爱亦更深。
在回来的路上，我一直被坦兹尔的故事深深地震撼着。回到住所后，一些同事告诉我，在斯威士兰，像坦兹尔这样的孩子还有很多，他们都在各自等待着他们生命中同样重要的人。有的是自己的父母，有的是兄弟姐妹，有的是祖父母。这些孩子都已经很长时间未与他们相见。虽然这种独自等待是一种煎熬，但我仍然相信，在这种等待中，孩子们都不是孤单的，因为有同一样东西一直陪伴着他们，那就是每个孩子居住的小木棚里放着的，他们一直收集的，准备有一天给自己亲人的一堆或大或小的旧东西。
我想起了一首古老民歌里的一句歌词："当我们饥饿时，爱能让我们活下来。"我祈祷上天，这句歌词能在坦兹尔，在其他很多像坦兹尔一样漂亮的小孩子的身上实现。
本文摘自《读者》2007年第01期P15
男孩城 袁劲梅
"男孩城"的意思其实是"孤儿城"。它是美国历史上最早．也是最著名的一座孤儿收容所，一直只收男孩。1979年改了名字，叫"男孩女孩城"．也收女孩了。但习惯上，我们仍叫它"男孩城"。男孩城有一部动人的家史。男孩城里的故事大大小小，每一个都很动人，可以写出一本书来。在这里，我只讲它最早的一个和最新的一个。我讲出来的其实是一块"压缩饼干"．但这里蕴藏着男孩城由始至今、一以贯之的精神。
男孩城始于神父福拉乃甘的"男孩之家"。1917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欧洲造成惨重伤亡。这让远离欧洲主战场的美国人很紧张。接着，美国也参战了，许多小镇上的美国人参了军，其中一部分离开了家园就再也没有回来。在内不拉斯加州的奥玛哈城，有一位年轻的爱尔兰籍神父福拉乃甘，预计到长期战乱将会给美国人带来的灾难之一就是无家可归的孤儿问题．他在美国刚参战时就指出了流浪儿会随战争延长而增加。果然，在小镇众多的美国中西部．流浪儿很快成为了一个战争并发症。人们不知道该拿这些以偷窃为生、到处闯祸、无人管教的流浪儿怎么办。
1917年12月12日，世界大战在一百多处疯狂展开。与此同时。福拉乃甘神父敞开他家的大门，让6个流浪儿住了进来。这6个男孩想要一个可以让他们过圣诞节的家。"男孩城"的故事就从这天开始了。
福拉乃甘神父有一句名言："没有坏孩子．只有坏环境、坏教育、坏榜样和坏想法。"本着这种信念．福拉乃甘神父决定帮助更多的流浪儿。他到处找房子和资助。他找了一间大点儿的房子．又从一个犹太珠宝商朋友那里募捐到90块钱．付了第一个月的房租。他让6个孩子都搬进了这所维多利亚风格的大宅子。他让这个大宅子的门日夜开着，每个流浪儿都可以进来找一分温暖。到圣诞节来临的时候。这个被称作"福拉乃甘神父家"的大宅子里，住进了25个男孩。但是．福拉乃甘神父再也没有钱给这些流浪儿准备圣诞晚餐了。25个男孩，大大小小，待在"福拉乃甘神父家"盼望着福拉乃甘神父给他们变出食物来。就在这时候．一个奥玛哈的商人给福拉乃甘神父送来了一桶德国泡菜。这桶泡菜就成了25个孩子和福拉乃甘神父的圣诞正餐。
到了次年1月．福拉乃甘神父家的流浪儿增加到了50个。福拉乃甘神父想到的是：不仅要给他们找食物和温暖的地方睡觉，还要解决他们的教育问题。福拉乃甘神父想送他们去上学．想把孩子培养成能被社会接受的公民。有一个公立学校收了福拉乃甘神父的孩子．但是不久。福拉乃甘神父的孩子们被退回来了。学校里的其他孩子不喜欢他们．叫他们"贼""捡破烂的""没娘管的"。福拉乃甘神父的孩子就和学校的孩子打架。
这些流浪儿在公立学校受到了歧视。社会把战争带来的恶果转嫁给了这些本来已经很．不幸的孩子。福拉乃甘神父决定自己成立一所学校．在这所学校里．什么样的歧视都不准存在。这样，在1918年夏天．在周围小镇人的捐款和支持下。福拉乃甘神父成立了两所学校．一所是二三年级到八年级孩子上的学校．叫"惟格烈学校"。另一所叫"男孩城高中"。在福拉乃甘神父自己的学校里．男孩子们学文化，搞体育，建合唱团，掌握生存技能。他们像其他孩子一样上学放学，唯一不同的是，福拉乃甘神父的学校有严格的纪律。用男孩子自己的话说：这里的纪律训练就是要你自己和自己过不去。几年以后，男孩城高中有了自己的第一批高中毕业生。福拉乃甘神父说："年轻人犯错误．可以比作一棵植物被种进了阴湿的盐碱地，因为得不到阳光，它的健康被损坏了。它没有得到好好成长的机会。"而福拉乃甘神父的学校就是要还给这棵植物阳光和养料，让它好好成长。
男孩子们在成长。男孩城也在成长。1922年，福拉乃甘神父得到捐款。买下了160多英亩的土地，1936年。男孩城成了官方承认的一个独立村。两部关于男孩城的电影相继问世，其中一部电影中的男主角(饰福拉乃甘神父)崔西获得1938年的奥斯卡最佳男主角奖。崔西把奥斯卡奖捐给了男孩城。后来，在二次大战中，福拉乃甘神父到日本和亚洲战场去宣传他的人道主义，又收养了许多不同国家的战争孤儿，其中一些来自亚洲战场。福拉乃甘神父于1948年去世．他留下的遗言是："……这个工作将会继续下去，你将看到，不管我在那里还是不在那里，它都会继续。因为。这不是我的工作，是上帝的工作。"
现在．男孩城已经发展成了"男孩女孩城"．许多无家可归的女孩子也在这里找到了她们的家。1983年，第一批女孩子从福拉乃甘神父创立的高中毕业．一共5个人。她们手拿男孩城第一届女毕业生的照片拍了一张意味深长的毕业照。
我在"男孩女孩城"听到的最新故事是一个有关领养伊拉克战争孤儿的故事。这个伊拉克孤儿是个十多岁的男孩儿。他在巴格达机场的战火里乱跑．差点被打死，后来他跑到了美军阵地，在那里待了一些日子，就被美国士兵送到了"男孩女孩城"。美国的电视新闻也报道过这个故事。
这个故事其实是一个黑色幽默。美军把这个孩子的家园给摧毁了，然后，把这个孩子送到自己的后花园来了。"男孩女孩城"从一开始成立．就在为一个悲惨世界做着亡羊补牢的工作。黑格尔说："恶"是历史的驱动力。那么．"善"大概便是开在历史路径旁边的棠棣之花。她不能阻止"恶"。只能让"恶"汗颜。
当人们在世界的其他地方发动战争，追逐权力，积累金钱，巩固地位的时候。"男孩女孩城"在关心着孩子。福拉乃甘神父和他的后继者们在这里给孩子们保留了一块可以数星星的庭院。迄今，已有1800名男孩女孩在"男孩女孩城"里长大成人。他们的小城也已扩大成了一座有900英亩土地的花园城。走进"男孩女孩城"就像走进了一所宁静雅致的校园．有新建的教学楼、图书馆、历史博物馆、植物园，还有一片安静的天鹅湖。福拉乃甘神父收容孩子们的第一所房子和他建的教堂，像两粒饱满的种子。一粒饱含着"爱"。一粒饱含着"善"，依然如故地立在"男孩女孩城"的中心。
本文摘自《读者》2007年第01期P24
米哈博桥上的眼泪 熊培云
三十而立，飘在巴黎新近搬了家，我住在一首诗的旁边。十六区，右岸偏左。
初次见面，和其他法国朋友一样，房东太太问了同样的问题——为什么来法国？对于这个问题，我很少自问。我的南开校友、戴思杰先生在他的成名作《巴尔扎克与中国的小裁缝》中有很好的解释：一个小裁缝受到巴尔扎克书的影响，最后走出天高文化远的小山村。它说明，文化无孔不入、魔力无穷，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回想我这些年读过的书，无意有缘，大多都和法国文化有些渊源。因此，来到法国继续学习，对我自己来说，并不意外。
对我最有影响的人不是巴尔扎克，而是罗曼·罗兰。罗兰这样描述法式乌托邦："世界安宁、博爱、在和平中进步、人权、天赋平等。"其实，我对法国怀有某种情感，除了对这些大道理心存信念，还有一种近乎朴实的乡土之情——怀旧。在我仰望未来浩瀚的星空时，同样深爱着承载现在与过去的大地。道理是，只要你站得足够高，就会发现大地是星空的一部分。
法国人的怀旧之情是举世无双的。有的电台就取名为Nostalgie(怀旧)。怀旧，其实就是抚摸文明发黄的书页，怀念短暂一生的美好，它让人生与历史相逢，在眷恋到心痛的回味中，穷尽过去与未来。所以普鲁斯特意味深长地说，天堂只在那些已然逝去的日子里。
一个雨水涟涟的冬天，我在塞纳河边排了两个小时的长队，第一次走进了奥赛博物馆。很多年来，我一直喜欢印象派的画，尤其钟情凡高的《向日葵》与《星空》。当我爬着楼梯，快要走向凡高的展厅时，想着这些年来痴心不改，在愿望即将实现时忽然觉得愿望也疲惫不堪。手扶着楼梯，只是喃喃自语，"凡高，我来看你了！"
尽管在所有的藏品中，没有《向日葵》，也没有《婴孩》与《吃土豆的人们》，但我却第一次真切地看到了晒场上的生命、自画像、星空与教堂。油画不是印刷品，它是只能到现场看的，透过斑驳的画布、甚至已略显黯淡的色彩，你更可以看到无尽的岁月沧桑与隔世的心灵抚慰。在这里，画框虽已陈旧不堪，却为我们细心保留了文明的现场。
社会就是人类，历史就是人生。在法国，流通于欧元之前的法郎纸币是值得追忆的。
如今，无论是在大商场，还是跳蚤市场，除了欧元标价外，商人还会不厌其烦地换算出法郎。那里栖息的不只是拿破仑与黎塞留的政治野心，更有自启蒙时代以来思想巨子的人文之情——伏尔泰、孟德斯鸠、笛卡尔、莫里哀、哈辛、高乃依、夏多布里昂、雨果、德拉克瓦西、塞尚……法国人怀旧，其实更多的是怀人。
铜臭里飘着书香
几年前，当我第一次在50法郎的纸币上看见圣埃克绪佩里与小王子，犹如第一次在巴黎书店里看到无数个版本的《小王子》、绢着法文"不要用眼睛，而是用心灵看"的方巾以及绣着"Le Petit Prince"的金色狐狸与白色小绵羊时，我因此明白一个民族是如何呵护一颗心的。它不像袁世凯，甫一"当选皇帝"，便心急火燎将自己的脑袋铸成"大头" 上了银元，以示"袁某人到此一游",呵护一顶轮流坐庄的帽子。
书香里飘着些什么？
都是些故人名字。
在西岱岛旁，塞纳河两岸，排满了旧书摊。除了卖巴黎名胜的卡片与素描外，大多都是近一两百年间的旧书。那是一些固定在河沿上的简易铁箱子。从市容上考虑，这大概算是"私盖"或"官搭"，当被拆除。但很多年来，塞纳河边的旧书商并没有被清理走。政府对文化之重视与宽容使塞纳河水也有了朗朗的书香。
法国出版社十分重视作者的名字（有时会占到封面的三分之一），而不是用花里胡哨的书名，或忧国忧民担心你有了快感不喊；或"礼贤下体"，派"此处删去下半身数两"的庄之蝶将你诱奸。在法国，性是自由的，以"力比多"来勾引读者钱财的任务已交给了色情杂志或情趣商店的老板。出版商重视推出作者之名而非作品之名，一方面推销并鼓励了作者，同时也让作者因此对自己的名字负道义之责，不至于使小说家们集体"卖身献艺"。常有人文学者悲叹近代中国沦为"文化小国"，究其根源，与国人重标签而非思想，重书名而轻作者，重市场而轻人心不无关系。二十世纪后半叶，吾国剪刀加浆糊的学术武工队和著作装修队鱼贯而出，于是有了书香不足、腋臭有余的虚假繁荣。
初到巴黎，我的索邦校友、政治评论家陈彦先生给了我很多关怀。对于中国，他最痛心的是当下犬儒主义流行，冷漠与世故正在成为人们的护身符与安慰剂。几个月前，陈先生在一篇悼念李慎之的文章中说，"当代中国反思的特点不是思想的高度，而是步履之维艰。"让我唏嘘不已。细想下来，中国所以沦为"文化小国"，与吾民健忘、自卑或"自寻短见"亦不无关系。我们在制造天堂与将来时，却将过去或手边的美好东西扔掉了。我们不但遗忘了过去，也正在遗忘现在。中国人常说，人走茶凉。其实，一个民族，若不能热情地拥抱自己的祖先与子孙，茶从来就是凉的。就像黄宗羲、胡适、傅雷、顾准这些名字，只是星星点点地出现在几个淘书人的脑子里，却从未在道路上见着。旧朝新朝，路牌上多半是一统天下的"事迹"，却很少见到些民族精神的"人迹"。华族亿万，岂能在"人迹罕至"的道路上再造文明？
一个民族，不能只纪念一个人，否则它就被自我轻视。
文明的敌人是杀人放火，用秦始皇来解释就是焚书坑儒。联军火烧圆明园时，中国人出奇地愤怒了。其实，自楚霸王以来，中国人自己关起门来放火，细算已有两千年，并朝代相袭，因此有了阿Q"先前也阔过"式的文明。如今，中国进入转型期，也进入拆迁期，于无声处，许多"看不见的熊猫"正在消失，胡适先生"一点一滴地改造"，悲哀地沦落为"一点一滴地毁灭"。记得在国内时，有次拜访法国《解放报》的驻京记者韩石先生，当时他正准备搬家，因为他租用的四合院要拆了，当时他脸上的表情对于忙着多快好省搞建设的国人来说，始终是一个谜。答案在我的巴黎同学阿兰的嘴里，"如果你拆光了你们文明的四合院，复制一个赝品的巴黎，巴黎若有知，巴黎也会愤怒。"
在许多法国人看来，继往开来不是空洞的政治口号，而是文明延续的金科玉律。没有过去、无视将来的消费者文明，其实不过是酒肉穿肠过的文明。有个道理是，只知道拆除过去的人，将来也会被人拆去，其结果是每一代都会在"拆迁"中疲于奔命。雕栏玉砌应犹在，古老的文明之墙上，用摩登的油漆写着斗大的"拆" 字。它有着鲜艳的白色，我却看到了黑暗。
我想，法国人和中国人一样，都是有点"祖先崇拜"的。只是，前者不是家族之爱，而是人类之爱；不是血缘之爱，而是智慧之爱。一个弥漫书香的民族，爱它的祖先，用他们光荣的名字温暖一座城市；爱它的子孙，为他们呵护过去与现在的一切人与物；爱他们自己，做一个幸福的人，甘于辛勤、奋斗一生，最后可以温暖地死去。
飘在巴黎，我住在一首诗的旁边。今夜我无心睡眠，踏过布热约街没足的梧桐树叶，独自倚在米哈博桥上，我竟又一次流下泪水，为了一座桥，一条河，一首诗。
诗的名字就叫《米哈博桥》（Le pont Mirabeau），是短命的天才诗人阿波利奈尔·吉洛姆写的，如今它被刻在米哈博桥头：
Sous le pont Mirabeau coule la Seine
Et nos amours
Faut-il qu'il m'en souvienne
La joie venait toujours après la peine
Vienne la nuit sonne l'heure
Les jours s'en vont je demeure
米哈博桥下，塞纳河流淌，
我们的爱，
是否值得萦心怀
但知苦尽终有甘来
让黑夜降临，让钟声敲响，
时光流逝了，我依然在
…… ……
在这里，我不只是我自己，我是一切人。日子走了，我还在；河水走了，桥还在。阵阵西风之中，那一刻，我泪流满面。
本文摘自《读者》2007年第01期P28
窗帘 杨绛
人不怕挤。不论怎样挤，挤不到一处．像壳里的仁，各自各；像太阳里飞舞的轻尘，各自各。凭你多热闹的地方，窗对着窗，各自人家．彼此不相干。只要挂上一个窗帘。只要拉过那薄薄一层。便把人家隔离在千万里以外了。隔离。不是断绝。窗帘并不堵没窗户，只在彼此间增加些距离——欺哄人、招引人的距离。窗帘并不盖没窗户．只隐约遮掩——多么引诱挑逗的遮掩!所以，光秃秃赤裸裸的窗口，不引起任何注意；而一角掀动的窗帘，惹人窥望测度，生出无限兴趣。
光秃秃赤裸裸，当然表示天真朴素。何必这样虚伪。遮遮掩掩的不老实!逢人只说三分话!就不能一见倾心，肝胆相照?可是，开口见喉咙，未免浅显。有乖巧的人，把天真朴素，做了窗帘的质料．做了窗帘的颜色。一个洁白素净的帘子，堆叠着的透明的软纱。在风里飘曳。这种朴素，只怕比五颜六色更经得起人为的漂洗。认真要赤裸裸不假遮饰，除非有希腊女神那么完美的身子，有天使般纯洁的灵魂。培根说过："赤裸裸是不体面的。不论是裸露的身体。还是裸露的心。"人从乐园里被驱逐出来的时候，已经体味到这句话了。
便是最赤裸裸的真理。也需要一些衬托装饰。白昼的阳光，无情照彻了人间万物，不留下些暗陬让人迷惑，让人梦想，让人希望。没有轻云薄雾，把日光筛漏出五色霞彩来。天上该多么寂寞荒凉!
隐约模糊中，才容许你做梦和想象。距离增添了神秘。看不见边际．变为没边际的遐远与辽阔。云雾中的山水，暗夜的星辰，希望中的未来，高超的理想。意中的情人，新交的朋友——隔着窗帘，怅惘迷离，相看一眼，越加添了想望。偶然目逆，给你无限欣喜。每一个试探是冒险，每一个发现是惊奇。伟大，伟大!陶醉迷恋中．也忘却了自己帘后的狭小与简陋。
这时候，你掀起了窗帘。后面，有什么?赤裸裸的真实!像泰尼生诗中的夏洛脱女郎．看厌了镜中反映的天地．三步跑到窗前．望一望外面的世界。立刻，她的镜子分裂成两半，她毁灭了以前快乐而无知的自己。悄悄地放下窗帘．失望而悲哀。
可是，失去的只是一个迷梦。有时也能换到窗帘后面的安静和休息．不论那间屋子多么简陋狭小。
本文摘自《读者》2007年第01期P33
斯盖尔的老屋 [美] 高剑
第一次走进这幢房子时，里面已经空了．除了起居室里留下一把藤椅和几条旧窗帘。这是一幢殖民时代式样的老屋，有上下两层。据经纪人介绍．房主刚刚过世，另外——也是巧合。这房主和我重名。也就是说，我叫斯盖尔，这房主也叫斯盖尔。不管怎么说，我们关心的还是房子的价格、地税什么的。那天，我们看完了每个房间．义来到楼下的起居室。T娜坐在那把藤椅里．顺便又问了几个实际的问题："附近有购物中心吗?"
"当然，"经纪人说，"超级市场距这儿两英里．附近有两家银行……"
"——寄信呢?对不起．我是说邮局。"我冷不丁地想起一些事来，像我这种好写信的人，是免不了要往邮局跑的。
"邮局?开车两分钟……"
我走近窗前，后院不远是一个池塘，它的对岸是些未经开发的次生林。这时，有几只鸿雁在远处的池塘里戏水，不时发出嘈杂的叫声。
我决定买下这幢房子。
早晨，我在依稀的鸟叫声中醒来。周围还堆放着没开封的家具，柔和的光线在陈旧的壁纸上缓缓移动……
我和T娜从一张临时的折叠床上起来．打开一楼的前门，我们开始了散步。外面的光线不错．吸引T娜的倒是房前的花圃：这里有郁金香、杜鹃、芍药，还有凤仙花。房后有一片伸向池塘的绿地。我们呼吸着清新的空气，顺着微微倾斜的绿地往池塘走去。
"你看，那是什么?"T娜好奇地指着不远处的几棵雪松。那是几个引鸟窝，像猎人的小木屋悬挂在树杈上，低处有几个式样各异的饲鸟器。右边，往前不远，是几棵果树，花刚谢。可见青嫩的幼果。
不一会儿，我们就来到了池塘附近。这里有一条小木船，油漆已剥落，船底布满青苔。远处——在雾气朦胧的水面上，几十只鸿雁正安然地浮动在对岸树林大片的阴影里。那片林子正渐渐地在晨光中苏醒。
种种迹象表明，这里要做的事情很多：花圃需要管理，草地需要修整，饲鸟器要按时去添食，果树也要施肥剪枝。
几周之后，这幢老屋就有了很大的改观。不过，收拾东西时。偶然还会从犄角旮旯里找出些原房主的东西来。而只要发现点什么，T娜便会叫着"斯盖尔——斯盖尔一"就像是发现了墓地里的什么。这不，T娜又在大惊小怪了。
我从卫生间里跑出来时．T娜蹑手蹑脚地从储藏室里探出头，眯着眼睛笑了，原来她发现了一些老邮票。"你看，在木架上找到的。"她把一本集邮册连同一个小纸箱放在新铺的地毯上．从一个小铁盒里取出了几张照片。
她盯着一张照片说："这屋子原来是这么布置的……"
照片上是一对中年男女。坐在壁炉旁边的一只沙发里。地毯上卧着一只黄色的长毛狗．后面是一棵点缀着彩饰的圣诞树……显然这就是与我同名的斯盖尔先生。看来他的腿不大好——他的旁边有一把木制的拐杖。
在另一张黑白照片上，有三个年轻的骑手。照片已发黄了．但不难看出．牵了一匹白马站在右边的年轻人，就是斯盖尔先生。
"原来他是一名骑手，"T娜说."年轻时还很帅呢。"
"显然，他的腿疾与骑马这行当有关。"
如果试想着过去的房主在这里的生活．我便能感受到一种陌生、独特的气息。在这夕阳的余晖里，眼前似乎呈现出了这样的情景：斯盖尔独自坐在那把藤椅里 ——从早晨到黄昏。当他离开那把藤椅时，狗便从地毯上爬起来．抖抖身上的毛……他手里拄着那根木制的拐杖，在走到后院的一个落地的玻璃门时，他停了下来，望着门外，然后拉开门，顺着绿地一步步地向池塘走去。狗跟在他的后面．摇晃着尾巴……
"好神气!"T娜在看另一张照片．"你看，这个人还有过风光的日子呢。"这像是一张领奖的新闻照，场面热烈。
这些照片，使我们可以这样来介绍原来的房主：他年轻时曾是一名骑手。大概在一次赛马中腿部受了伤，从此退出了马背生涯，晚年过着安然恬静的生活。另外，盒子里还有一些书信，其中有两封是被邮局退回来的，信还封着……"斯盖尔．"T娜瞥了我一眼说，"我真不希望咱们家里老出现别人的东西。"
好在斯盖尔的东西在我们家出现得越来越少了。后来见过的有：几把修剪果树用的剪刀、一台打字机、一个渔具箱、一副滑雪板、九只烟斗锅，另外，还有几本驯马用的书——就这些。
买了这房子，我每天要做的另一件事就是分拣邮件。因为写着斯盖尔名字的邮件，竟然有半数都不是寄给我的，而是寄给老房主斯盖尔的。一模一样的名字，很难分出是寄给谁的。其实．一个人去了，许多事并没结束。为了避免差错，我还采取了边分拣边默念的办法，听听我忙碌时的心声吧："斯盖尔他的(香水广告)；斯盖尔我的(银行报告)；斯盖尔他的(投资理财)；斯盖尔我的……"有时干脆念"活人收，死人收……"不是我不够耐心，而是不得不讲究点效率。
另外．困扰我的还有如何确保他人隐私的问题。事实上有些信无所谓是谁的，而有的信，却永远是个谜。所以．凡是有我名字的信，我不得不仔细地看，用心地读 ——像这封信。亲爱的斯盖尔先生：你好!久无音讯，十分想念。很抱歉，这么久没有联系，这叫我不得不从去年冬天说起．由于我太太在感恩节前过世．那些日子我一直沉浸在悲痛之中．．不久我搬进了老人公寓。而那次搬动，使我遗失了最重要的东西——你的电话和地址。
现在一切都过去了，日子也变得异常平静。每当我想起过去的时光．就不能不想起你……"不是你的!"读到这里．T娜用她的胳膊肘碰碰我说。
我看了看签名——"你永远的朋友：杰瑞。"
从杰瑞的信中看，他和斯盖尔的交情很深，信里还说斯盖尔是世上唯一一位了解他的人了。
杰瑞?这使我想起了T娜发现的那两封被邮局退回来的信，收信人好像就叫杰瑞。我马上去了车库，在垃圾箱里找回了那两封信。果然。收信人是叫杰瑞。这件事使我们有些闷闷不乐，特别是T娜，她是个有同情心的女人。而时隔不久，我又拆开了一封杰瑞的来信。从信上看，杰瑞似乎已经预感到什么，字里行间都能感受到一位老人的孤独。我想，或许此刻他正坐在老人公寓的窗前等着一位老友的回音。
起先，我们想给这位老人写封信，告诉他斯盖尔已不在人世。可想一想还是没那样做。本质上我们也是报喜不报忧的人。
"哎——斯盖尔，"T娜灵机一动，"不能把斯盖尔这两封信寄给杰瑞吗?无疑这也是斯盖尔先生的遗愿呀。"
"对呀!——信呢?"随后T娜取来了那两封信。我们考虑了一下，就按邮戳上的时间顺序，寄了一封，留下了一封。
没过多久，杰瑞就回信了：……我真高兴．终于收到了你的来信从日期上看，这是你二月十三号写的...真抱歉，由于那时我已经搬离了旧居．使这封信走了如此之久读了老朋友的来信，我感到莫大的欣慰，除了你，事实上也真想不起还有谁能像你我这样遥相呼应了现在我唯一担心的是你的健康情况，不知你手术后的化疗效果如何、盼望得知你近来的消息 请记住我的新电话号码吧，也请告知你的……
看了杰瑞的信．唯一能想到的就是剩下的另一封信，虽然信里的内容我们一无所知。但斯盖尔的这封信，显然是不能给杰瑞一个合理的回音。考虑了一下，我把信装进了一个大一点的信封里。并在一张雪白的纸上打了两行黑色的字：杰瑞先生：你好!两封斯盖尔的信本该一起寄给您请您原谅．它们被退回来的时间已经很久了，祝您健康愉快.
信是寄出去了。一段时间里。T娜自觉不自觉地会去留意草地边上的那个白色的信箱——杰瑞没再来信。
我们觉得这样就好，不然的话……可就在这件事快被忘记的时候，杰瑞又来信了。尊敬的斯盖尔先生：您好!非常感谢您转来的斯盖尔允生的两封信收到第二封信时，我已经明白了……这世上，我最后的朋友斯盖尔已不在人世，然而．能得知他临终前的详情我已感到欣慰；同时．我似乎能感受到．两次收到斯盖尔的来信所带给我的喜悦是出自于您善意的用心．对我来说，这两封信十分珍贵：或许，在我这样一个老人的内心至少没有比他们更重要的东西吧。现在．我可以告诉我的老朋友九泉之下的斯盖尔先生：放心吧，信收到了,无疑．您是一位有心人 但我不能不向您冒昧地提一个问题：为什么您也叫斯盖尔呢－－请原谅，因为我并不知道、也从未听说斯孟尔有过一个同名的朋友或亲人……
我马上给杰瑞回了一封信，告诉他我是叫斯盖尔，但仅仅是这房子的新主人。
后来杰瑞不但给我回了信，我们还通了电话。这样我无形中对老房主斯盖尔又有了更多的了解。原来，杰瑞和斯盖尔是两位老兵——两位参加过韩战的士兵。此外，我还了解到一点有关他们人生的细节．其中也包括斯盖尔腿部伤残的原因——一处战争留下的创伤，与骑马毫不相干。在一次电话中杰瑞说："战争是残酷的。那年冬天，许多人都没有回来，斯盖尔也差一点死去。那是韩战的第二年，斯盖尔负了重伤。他的胸部和腿部都被弹片击中了……"杰瑞的记忆力很好，他对细节的叙述，并不像七十岁的人。只是在他述说时常会停顿下来．仿佛浓缩的时光被一点点地舒展开来。他说斯盖尔能活下来是个奇迹。他回忆着当时斯盖尔躺在担架上，大家抬着他通过一个山谷时的情景："没有人认为处在昏迷中的斯盖尔还能活着。大家只是不想撇下他。希望把这个年轻人从哪里来的再抬回到哪里去……"
我知道,对于一位老人，只要你有诚意．他就会把一生的经历讲给你听。
事实上我与杰瑞的交往也很短暂，第二年春天．我收到了老人公寓的一封来信：杰瑞因心脏病于三月十二号晚间去世。
他们在杰瑞的私人遗物中只发现了一个人的通讯地址---斯盖尔的地址．也就是我的地址。
从那以后，老房主的邮件消失了。这幢房子经过精心装修。也焕然一新。不过生活还是忙忙碌碌的，今天做完的事，第二天又得再做一遍。
可无论多忙，每天我都会在清晨上班之前到池塘去。在这段时光里．我习惯带着鸟食——一个散发着谷类芳香的袋子，走进青草和露水混合的空气里。那时．池塘上浮动着乳液般的晨雾，沉静之中，只有鸟儿婉转的叫声从林子的深处传来。我给那些饲鸟器里一个个添满鸟食。然后再顺着绿地往回走。这时。我总会在池塘的附近停留片刻，为的是从那个角度看看我们的房子：这幢有着棕色屋顶灰色墙体的老屋，此刻正端坐在橡木高大的树冠中．而玫瑰般的朝霞正在它陡峭的屋脊上流动着……那个斯盖尔也常会在这里观看这房子吗?从这个角度看，这房子显得很高，甚至很远。
我们在W镇一住就是许多年，日子就像池水一般平静。我们生养有几个孩子，幸福的生活让人感受不到时光的流逝。当孩子们在这里一个个长大成人各奔东西以后．房子又变得空空荡荡．以至有些房间成年累月地关闭着。如果不小心偶然推开一间房门，就像打开了一扇唤起往事的闸门：那里有孩子们做过的手工、小布熊、玩旧的布娃娃、老相片和写满了祝福的圣诞卡。或许这也是我们从不轻易地去打开这些房门的原因吧。
另外。体力方面也不比从前。有时从池塘回来，我会感到腰腿酸疼。但我仍然习惯坐在那把藤椅中，手里攥着那个空了的盛鸟食的袋子，在渐渐升起的晨光中闭上眼睛．任鸟儿的叫声从窗外忽远忽近地传来……"有个小房子也许会省点心。"有时T娜这样说。听到她说话，我才感到她在旁边。她总是在某处孜孜不倦地做着家务：把修剪下来的湿漉漉的鲜花晾成干花．或者用手折叠抚展那些烘干松软的衣服——哦，见鬼，在这千百次的重复中，一双美丽而清秀的手变成了昨日的回忆。
有一天，我们终于想到了离开。
记得。有首歌儿流传甚广.歌词大意是：房子卖了气候已经转凉,池塘时岸的那片林子也渐渐地由绿变黄．．
告别老屋．
我们去往一个陌生的地方……
为了赶路，离开W镇是个清晨。当我们转身最后看看这幢伴我们度过了那些幸福时光的老屋时．远处已是深秋的景色：鸿雁从水面上一群群升起．这幢棕顶灰墙的老屋被环抱在满坡的红叶里……
本文摘自《读者》2007年第01期P36
收藏幸福 傅露佳
渐渐地,日子一天天过去了;渐渐地,人们一岁岁变老了。何谓幸福？每个人自有不同的思量和标准，虽然幸福的结局都是那样地皆大欢喜。幸福可以漾在脸上，幸福也可以写在心里，当幸福在阳光下熠熠生辉时，幸福是灼人的。
为什么幸福是灼人的，因为幸福是一种力量，是千锤百炼之后提升出来的一
种力量。一种踏遍阴森荆棘的勇气，一种翻越陡峭山崖的魄性，一种走过血雨腥风的从容，一种透析人生苦短的姿态。因此，幸福就像退潮的一刻，黄昏的一刻，在天地交汇中划出美丽的宁静之弧，又在宁静中蕴含无数智慧的精灵。
因此，幸福，其实是妙不可言的。
幸福的妙不可言在于幸福不是轻易得来的，就像从前一首歌所唱的"幸福不是毛毛雨，不会自己从天上掉下来"。任何美丽的鲜花都始于一颗被人忘却的种子，幸福是创造的过程，幸福是走过了一段漫长的征程。
有人说，幸福其实可以很简单，简单到喝一杯自己喜欢的饮料，穿一件自己喜欢的衣服，做一件自己喜欢的事，或者，喜欢一个陌生人，或者，对着镜子微微一笑……这些浅浅的感觉，我更愿意称之为"开心"，因为它们是瞬间展露的，或是此时彼刻的。而幸福，是有深度的，是由内而外的一种欢愉，是付出了耕耘的一种收获。
因此——
幸福是不需要表白的，幸福更不是用来炫耀的，幸福是用来静谧感受的，就像欣赏宇宙星空一样，在沉默中享受它的博大精深。
幸福是伪装不出来的，幸福更不是攀比出来的，幸福是用来品尝的，就像面对一道诱人佳肴，十个人的味蕾会解出一百种不同的滋味。
幸福是要小心呵护的，幸福更是需要秘密收藏的，幸福就像世界上最香醇的泉水，唯有远离污染才能永葆清澈。
有人说，分享快乐，快乐就变成双份；分担痛苦，痛苦会减轻一半。快乐，其实也是一种开心的感觉，比起幸福的深厚，快乐就像鲜花上的露珠，阳光普照的时候，露珠就会消失……而幸福，则是那颗在泥土中不断舞蹈的种子，它的美妙的肢体暗藏在一份冷静的喜悦中。
看到鲜花，人们知道这个世界上存在着美好的事物，有些人可以从心里深深地感知，有些人可以在梦中暗暗地向往，有些人只能从眼角偷偷地窥视，也有些人，连偷窥的勇气都无以产生……曾经，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个幸福的蓝图，有些人可以在有生之年闻到花香采到甜蜜，有些人只在生命的终点站被鲜花簇拥，还有一些人，只能是那么孤孤单单了无声息地别离尘世。
有一天，如果你觉得自己很幸福，请把幸福收藏起来吧！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很多的人，他们没有机会播下一颗种子，也没有时间等到花开的一刻，他们需要更多的是被人分担而不是为人分享。
千江有水千江月，万里无云万里天。幸福，应该是你心中的一份禅意，悄悄地收藏起来，在静默无语中相伴一生的花样美丽。
本文摘自《读者》2007年第01期P45
站在生者与死者之间 [美]托马斯·林奇 张宗子 译
我的童年平淡无奇。母亲视我们如珍宝，父亲却总是忧心忡忡。在他看来，危险无处不在，灾难随时可能发生。它们就像念着我们名字的幽灵，徘徊在周围，等待在父母疏忽的一瞬间把我们席卷而去。甚至在最单纯无害的事情中，父亲也能看到危险。橄榄球赛使他想到撞裂的脾脏；每家后院的游泳池，使他想到淹死人；擦伤使他想到破伤风；蹦床使他想到胫骨折断；而每一个小疹子或虫子的叮咬。都使他想到致命的水痘或高烧。因为父亲是一名殡仪员。
作为殡仪员，他习惯了意外和看似不可能的伤害。他学会了担惊受怕。
母亲把大事托付给上帝。她最喜欢对我们说，"原先计划"只生一个孩子，结果生了9个，多出来的都是上帝的礼物——当然也没什么好奇怪的，原因她自己明白——因此还得靠上帝来保佑。我敢肯定．她坚信，上帝的守护天使就翱翔在我们身边，保护我们免受伤害。
可是父亲却从那些婴儿、幼童和少男少女的遗体上，看到了上帝依照自然法则存在并依从自然法则的明证，不管这法则是何等残酷。孩子们因为重力．因为物理学和生物学的原理，因为自然的选择而夭亡。车祸、麻疹、插在烤面包机里的刀、家用毒剂、装弹的枪、绑架犯、连环杀手、阑尾炎、蜂蜇、卡喉的硬糖、未得到治疗的哮喘病，凡此种种．他目睹了太多的事例，全是上帝无意干预自然秩序的例证。除了飓风、陨石和其他自然灾害，最残酷的一项，就是儿童遭受的那些异乎寻常的劫难。
正因为这样，每当我和兄弟姐妹们请求去某个地方玩这玩那时，父亲总是脱口而出："不行!"他刚刚埋葬的一个孩子，正是因此才惨遭不幸的。
那些男孩子有的死于打棒球没戴头盔，有的死于钓鱼没穿救生衣，或是吃了陌生人给的糖果。随着我们兄弟姐妹一天天长大，导致那些孩子死伤的行为也越来越成人化。他们不再死于意外或自然的灾变．不知不觉间，他们越来越多地死于人际关系。儿童被雷击的故事逐渐让位于失恋自杀，让位于少年人因开飞车、酗酒和吸毒而丧生，以及数不清的只是因为不小心而导致的死亡。一句话，他们不该在"错误的时间置身于错误的地点"。
然而他的恐惧不是装出来的，亦非毫无道理。就算是郊区那些备受宠爱、备受呵护的孩子，也不能担保不出事。社区里少不了疯狗、能传染疟疾的蚊子和冒充邮差与教师的歹徒。日常经验告诉他，最糟糕的事随时可能发生。在父亲看来，就连蝴蝶也难逃嫌疑。
所以．当母亲做完祈祷，像个上帝的孩子一样安然入睡时，父亲却一直警觉着、提防着，电话和收音机都放在伸手可及的地方，准备随时接听殡仪馆半夜打来的电话和监听打给警察局和消防队的求救电话。在我童年的记忆里，没有一天早晨他不是守候在床前等我们醒来，没有一个夜晚不是等到我们回家才回房就寝。这一习惯一直保持到我19岁。
每天早晨，他都能从收音机里听到昨夜发生的不幸事件的消息；每天晚上，他都要带回葬礼上的悲伤故事。我们的早餐和晚餐，话题中总少不了新寡的未亡人，伤心的、承受不了痛苦而垮掉的、丧失了亲人的可怜人，包括因痛失孩子而终生痛苦的父母们。每当此时，母亲眨眨眼，针对他的担心说出一番道理，最终我们仍能获准去打棒球、露营，独自去钓鱼、开车、约会、滑雪、开支票账户以及冒其他人生成长中不可避免的风险。母亲的信心就这样抹平了由父亲的恐惧屹立在我们面前的高山。
母亲的口头禅是："听天由命，顺其自然吧。"
母亲这样的态度．绝非漠不关心。生死事大，她一概托付给上天．从而得以把精力用在日常生活中，保证我们健康成长。她关心的是"性格""正直" "我们对社会的贡献"和"我们灵魂的救赎"。她相信，上帝把她孩子的灵魂交由她亲自负责，她的天堂靠的是我们的良好品行。
对于父亲来说。我们做什么，我们成为什么人．取决于人生的脆弱本性。我们生来似乎就是可怜的、忧心忡忡的。除此之外，皆属非分。
我们按照父母养育我们的方式来做父母。我开始体会到这一点，是在1974年。那年2月我有了第一个孩子：6月．我们买下米尔福德的殡仪馆。在这个生死都受人注意的小镇上．我是个刚当上爸爸的人，又是一个新殡仪员。我注意到的事情之一，是我们受托料理的死婴和死胎的数量。20年前，附近没有医院，镇子周围没有一家诊所，产前护理根本谈不上。那些日子，我们每年除了安排上百场成年人的葬礼，还要安葬十多个夭折的婴儿，有的是生下来就死了．有的没活多久就因为种种疾病而送命。
我常和这些不幸的父母坐在一起，他们精神恍惚。试图弄明白眼前发生的变故。一向担当保护角色的父亲，感到茫然无助；母亲们内心深处则浸透了痛苦．随时会崩溃。他们脸上的表情像是说，什么都没有意义了.什么都没有了。
当我们安葬老人时．我们埋葬的是已知的过去。我们曾把它想象得比实际更好，但所有的过去都是一样的．其中的一部分我们曾栖身其中。记忆是压倒一切的主题，是最终的慰藉。
但埋葬孩子就是埋葬未来．难以控制的、不为人知的未来。充满希望和可能性，以及被我们的梦想所拔高的美好前程。悲伤无边无际，无始无终。坐落在墓园一角和栅栏边的那些小小的坟茔，永远容纳不下心头的伤痛。死去的婴儿没有给我们留下回忆．他们留下的是梦想。
我忘不了初为人父和殡仪员的最初几年，生育孩子和掩埋孩子对我来说都是新鲜事。半夜里我常会醒来．悄悄跨进儿女们睡觉的房间，俯身床前，听他们均匀的呼吸。这就够了。我并不奢望他们成为宇航员、总统、医生或律师，我只要他们好好活着。像父亲一样，我学会了恐惧。
我从孩子们的每一个动作中，都看到可能致命的后果。我们住在殡仪馆隔壁的一幢旧房子里，孩子们在侧院玩橄榄球．在停车场溜旱冰，然后是滑板、骑自行车，最后是开车。在4个孩子分别是10岁、9岁、6岁和4岁那年，他们的母亲和我离了婚。她搬走了。孩子留给我。面对4个伤心的孩子，我觉得自己完全失败了。长久以来。婚姻已成为痛苦，离婚虽然使我得到解脱，我也为之高兴，但我同时意识到，做一个单亲家长。意味着在诸般不便之外。全靠你的一双眼睛盯着孩子们，不再有第二双；你的一对耳朵得时时注意倾听；只有你一个人的身躯为他们挡开灾祸；只剩下你一颗心为他们操心。冲突少了。担心多了。房屋本身隐藏着危险：水池下放着消毒剂，每件电器都可导致触电，地下室缺氧，厨房垃圾能传染疾病。
每当孩子不仔细看两边的路就跨进车如流水的大街，我不免急火攻心。打耳光、破口大骂、摔门、踢狗、握紧拳头想揍人，老天，全是因为爱!爱给人伤害，因为有爱才会有哀痛。那是我们向生活中我们无力控制的一切宣战。这样做，适合装英雄，适合演戏，却不是抚养孩子的正道。
如我所知．信仰才是治疗恐惧的唯一良药。信仰就是你知道有人在此负责，检查身份证，守护边界。信仰正如我母亲所言：听天由命，顺其自然，好像是一步跨进不由我们支配的未知领域．但我们在那里始终是受欢迎的。
有这么一件事。不久前我刚送走一个女孩，她叫斯蒂芬妮．得名于石匠的保护神、第一个殉教者圣斯蒂芬。她是被扔下的一块墓地的石碑砸死的，当时她正睡在汽车的后座上。时当半夜，他们全家驾车沿着州际公路前往佐治亚州。他们是傍晚时分从密歇根州出发的。要到佐治亚州一个农场看圣母显灵。据说每月的13号。圣母都会现身对信徒讲话。当他们在夜色中穿过肯塔基州中部时，一群无所事事的男孩子正在墓地里撬石碑玩。他们最后选中了一块，天晓得准备拿去干什么。走过高速公路上方的天桥时，他们累了．不想再要那块石头了。桥下，南行车流的灯光闪烁如一条长龙，他们没有恶意，纯粹是恶作剧，把那块石头越过栏杆扔了下去。不偏不倚，就在此刻，斯蒂芬妮父亲驾驶的车疾驰而来．被石头砸个正着。石头以每秒32英尺的速度向下坠落，汽车以70英里的速度往南开。石头击碎挡风玻璃，擦过斯蒂芬妮父亲的肩膀．惊醒坐在旁边的母亲，从两个座位中间穿过，击中了正在后座熟睡的斯蒂芬妮的胸口。在后座的还有她的弟弟和另外两个妹妹．而斯蒂芬妮刚刚才和弟弟交换了位子。斯蒂芬妮当时未死，她的胸骨被击碎，心脏受了重伤。路过的一位卡车司机停下，通过无线电替他们求救。可是，这是在周五凌晨两点钟，在肯塔基州一条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高速公路上，救援需要时间。全家人在路边祈祷，斯蒂芬妮抽搐着、呻吟着，两小时后死在医院。斯蒂芬妮的母亲在后座找到那块致命的石头，交给当局。石上有"福斯特地界"的字样，后来查明，那是"复活节墓地"福斯特区的界石。
事情有时宛如多重选择题。
第一，这是上帝的旨意。黑色星期五，上帝一早醒来，说："我要斯蒂芬妮!，'对这件离奇的意外，除此还能有什么解释呢?仔细回想事情的经过，太像上帝的杰作。如果是另一种结果，我们只能称为奇迹。
第二，这不是上帝的旨意。上帝知道此事。或迟或早他一定会听说，但他没有干预，因为他知道，我们是何等依从于自然法则——关于重力和运动以及静止物体的定律——所以他无意改变那些偶然或刻意得到的结果，他沉痛地向我们通告不幸的发生。我们能理解他的立场。
第三，这是魔鬼干的。如果我们相信善的存在，邪恶亦然。有时候，邪恶会抢在前面下手。
第四，与上面所说的全不相干。倒霉事发生了，生活就是如此。忘掉它，继续活下去。
或许还有第五种答案：上面的理由都对。生命的神秘，就像数十年来的祈祷，那荣耀而又悲哀的大神秘。
每一个答案都无损于我继承来的信念：父亲的恐惧和母亲的信仰。如果它是上帝的旨意．我会说，主啊，你真丢脸。如果不是，主啊，你真丢脸。没什么两样。我会对着全能的主挥舞拳头．问他："那个13号的凌晨，你究竟在哪里?"他自然有借口，每天都在变。
那没有浮出水面的答案，那信仰并不要求的答案，将属于斯蒂芬妮的父母，以及多年来我所熟知的成百上千人。
本文摘自《读者》2007年第01期P8
吴宓的1944 漂泊京城
对吴宓先生而言，1944年是他生命里最逍遥的一个年度——这一年的夏天，他获得了当时国民政府教育部批准的国内带薪一年假期，他接到这个消息是在1944年的9月初，而在此之前的8月20日，恰恰是他50岁的生日。这一年的春天，和所有颠沛流离到大后方的大学教授一样，吴宓先生在昆明的清华大学（西南联大）艰难而且庄严地为华夏土壤培养"知识的种子"。这个时候的抗日战争已经接近尾声，日本军队的飞机已经没有能力轰炸昆明，国民政府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力量正在对日伪展开反击，原来的西南联合大学也悄悄地分裂，几所顶尖学府虽然名义上还在联大的招牌下，暗地里却各自为政，各自发展。这一年是吴宓先生在清华任教的第三十个年头，也是最后一年。
1944年的春天，吴宓先生在艰苦的环境里写成了三部英文版著作：《世界文学史大纲》、《欧洲文学史大纲》和那部见解独到的《文学与人生》。也正是为了校订修改和翻译成中文，以培育桃李为己任的吴宓先生才接受了校长梅贻琦的休假建议。也有人说，吴宓先生之所以接受休假是因为和当时的系主任陈福田发生了激烈争执，二人矛盾重重，无法共事，天性率真的吴宓教授才动了离开清华的念头，于是，1944年的9月23日吴宓先生离开了风景如画的昆明，经过贵阳来到遵义的浙江大学，会见他的哈佛同窗竺可桢、梅光迪。10月13日，吴宓先生从遵义出发去重庆，和茅以升、潘伯鹰会面后，马不停蹄地赶到成都的燕京大学，去见他亦师亦友、寤寐思之的陈寅恪。
关于吴宓、陈寅恪二先生的友情，实在是中国学界的一段佳话。在"文人相轻"、动辄诋毁诽谤的新文化以降的学者圈子里，吴陈二人的友情堪做万世楷模。且不说二位先生留学海外期间的真挚友谊，且不说共事清华的巅峰岁月，且不说1944年吴宓先生竟为了能够和陈寅恪先生做同事而留在燕京，且不说1961年吴宓先生南下广州拜会睽违16年的陈寅恪；即使到了山穷水尽的1971年，被摔断腿、被批斗到几近心理崩溃的吴宓先生冒着重大的政治压力，给中山大学"革委会"写信，询问中山大学最大的"反动学术权威"陈寅恪的下落，信中说："此间宓及陈寅恪先生之朋友、学生多人，对陈先生十分关怀、系念，急欲知其确切消息，并欲与其夫人唐稚莹女士通信，详询一切。"这封信在那个年代当然是沉入大海，让吴宓先生枉耗牵挂，也让几十年后读到这封信的我辈潸然泪下。吴宓先生根本不知道，陈寅恪夫妇早在两年前悲愤去世。60年后的2004年，作家叶兆言写到吴陈这一段情谊，动情地说："友谊有时候正是因为距离，因为离乱，会产生特殊的美感。"叶兆言的感叹可谓由衷而发，一语中的。叶兆言的父亲是叶至诚，叶至诚的父亲是叶圣陶，家学渊源，难怪言语朴实动人。而吴陈二人在很多方面都惊人地相似，比如都育有三女，比如都离开北京南去，比如都把学术当作生命的根本，就连晚年的遭遇也惊人地一致，都是"膑足盲目"，凄凉弃世。
1944年整个漫长的春天，吴宓先生都住在昆明大西门附近一栋老式木制楼房的阁楼里。每天从学校回来，吴宓先生要爬50多级楼梯，扶手已经很老了，像是经过了一百年，仿佛稍一用力就能拉倒。吴宓先生每次爬楼梯的时候心里总在嘀咕，"是它扶我还是我扶它"？战时的大后方没有电灯，晚上吴宓先生只能屏气吞声，慢慢地摸上楼去，像一条史书里的蠹鱼，没有丝毫的波澜。和昆明所有阁楼一样，屋子中间高四面低，吴宓先生进到屋里必须低头弓腰，才能过他一桌一椅一床一书架的教授日子，而他的三本英文著作，正是在这里写成的。
就在吴宓先生即将离开昆明的时候，几名研究生去看他，好客而又寒酸的吴宓先生带着弟子们上街下馆子。先生要来菜单子，对照墙上悬挂的菜谱，亲手在点菜单子上写上菜名和单价，一笔一划，工工整整，认真地计算总数，把钱数算好，和自己口袋里的钱数相符、不超，这才交给堂倌下厨。
昆明的晚上有雾，师徒一行出得饭馆，光滑整齐的石板路在雾气里湿漉漉，雾蒙蒙。学生拥着老师，像一群依恋母亲的孩子。吴宓先生穿长衫，戴礼帽，携一文明棍，在那样一个浓雾弥漫的晚上走在薪火相传的古道上，所有的喧哗和市声都被雾气清洗，没有人知道吴宓先生想什么、看什么，每个人心中都是对先生无比的依恋和浓浓离情。夜色渐深，两旁商铺的檐角偶尔有水滴滴落，打在同学的头上，打在吴宓先生的帽子上，打在后人记忆的湖面上，直到如今还在泛起层层涟漪，荡漾成1944年有关吴宓、有关清华、有关抗战、有关知识分子的种种回想。
本文摘自《读者》2007年第01期P40
心中有朵扁豆花 黑白
"文革"期间，汪曾祺受到不公正待遇，被迫搬进了拥挤霉湿的大杂院。汪老是个随遇而安气定神闲的达观人士，他把那间简陋的小屋收拾得一尘不染，还用破缸种了一架扁豆让老伴画画。扁豆藤蔓越长越密，无数蝴蝶一样的小紫花次第开放，把前屋人家窗户遮得严严实实。
窗户后面，时常可见一双幽深的眼睛注视着汪老，注视着汪老老伴一笔一画地在宣纸上涂抹。
秋天里，扁豆花落了，小耳朵一样的扁豆长起来，汪老摘了几斤送到前屋人家，敲开门他吃了一惊，男主人五大三粗，脸上横卧着一条蜈蚣似的刀疤。见了汪老，男主人开口道：能不能送我一幅扁豆花？汪老马上答应，回家挑了一幅最好的送来。后来有邻居告诉汪老：你真是吃了豹子胆，敢把他家窗户遮得密不透风？他是本地地头蛇，坐牢十年人见人怕——可他对汪老总是极好，在窗口照面，一定会送来一个善意的微笑，那幅扁豆花，一直贴在他家显眼处。
智利著名诗人聂鲁达少年时骨瘦如柴，因为贫困，他甚至混杂在一群农民中去农场帮工，吃最粗劣的饭食，晚上累了，就睡在麦草垛上。后来他前往圣地亚哥求学，也是席地而睡，饿着肚子读书，每晚对着落日写诗。一天，在小酒馆里，两个流氓大打出手，聂鲁达上前劝慰，恶战双方的拳头同时砸向管闲事的聂鲁达，文弱的诗人哪里受得了流氓的拳头？但是，奇妙的一幕出现了：高举的拳头缓缓落下，松开成手掌，并且慢慢地犹豫地伸向聂鲁达：你是聂鲁达？诗人点点头。流氓的眼睛一亮，惊喜万分地说：我深爱的女子最喜爱你的诗歌。他注视着聂鲁达，眼睛里面不再有凶恶与杀气，而是充满了虔诚与尊敬。聂鲁达握着他的手幽默地说：你被诗歌打败了。
汪曾祺肯定斗不过地头蛇，聂鲁达也打不赢小流氓，是什么让我们的作家和诗人反败为胜？是诗歌的力量是艺术的力量，是人世间最纯真的美与爱的力量。人之所以为人，就在于他有着对美与爱的本能向往，可能连他自己也并不知道——在人心中最隐秘的角落，总会有一架扁豆花在幽幽绽放。
本文摘自《读者》2007年第01期P41
最好的注脚 丁建峰
何兆武先生是我敬慕的前辈哲人，他译的《思想录》、《西方哲学史》等名著文字优美，功力与学思并臻上乘，嘉惠了不知几多学子。最近，由何先生口述、文靖整理的回忆录《上学记》出版，更是当代读书人的大幸事。何先生是历史学家，他回顾自己从小学到大学的求学历程，"讲古"顺畅明晰，要言不烦，话语清澈如水，味淡而永。这不是那种"闲坐说玄宗"式的一味慨叹，而是通过对民国时期学校教育的生动描绘，揭示出了很多值得我们思考的东西。
我最喜欢的，是书里描写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的读书生活。那时的环境艰苦异常，可是为什么能出现如此之多的大师级人物呢？何先生认为，最重要的因素是西南联大自由的学术氛围和教育理念。那时，没有标准教科书，考试也没有"标准答案"，"联大老师讲课是绝对自由"。
例如，当时教"政治学概论"的周世逑先生第一节课上，就批评"国父"孙中山对"政治"的经典定义——"管理众人之事"，周先生说："这个定义是完全错误的，你们在食堂吃饭，有人管伙食账；你们借书，有人管借书条；你们考试，注册组要登记你们的成绩。这些都是众人之事，但它们是政治吗？"冯友兰在课堂上骂胡适，"胡适到二七年就完了，以后再没有东西了，也没起到多大的作用。"何先生当年在建筑系就读，但为了听陈寅恪的课，不惜和高年级的同学挤在窗下"偷听"；他不要学分，旁听了张奚若的"西洋政治思想史"，深受启发，"乃至于现在的专业也变成思想史了"。
联大对学生的管理是极宽松的，"没有任何组织纪律，没有点名，没有排队唱歌，也不用呼口号，早期晚睡没人管，不上课没人管，甚至人不见了也没有人过问，个人行为绝对自由。"正是这种"自由"甚至"散漫"的学术氛围，才培养了学生的"独立之精神"，激发了学生的求知欲；同时，教师也能够在宽松的环境中发挥想象力和创造力。这是西南联大的生命之源，成就之基。
有些人也许会质疑：这么自由散漫，不是乱套了吗？其实，恰恰是这种表面上的"乱"，蕴含着人类最完美的秩序，整齐划一反倒是思想的大敌。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一书中开宗明义提出，求知是所有人的天性。只要没有外力的阻挠，让少年学子自己选择最感兴趣的方面去发展，并提供较适宜的人文条件，就会结出丰硕的知识之果。
当然，思想自由、学术自由不但要有制度保证，还要有一种信与爱的氛围。何先生在书中介绍，当时的学生持有各种政见，经常吵得不可开交，但"后来的关系依然很好"。这是宽容的精神。学生可以随意到图书馆大库里浏览书籍，不用排队，不用填借书条，这体现了信任的精神。何先生本人的话语也充满了忠恕之道，他写冯友兰，写钱穆，都毫不隐讳地指出其缺点，但语气平和，绝无讽刺谩骂之嫌。忠，是真诚的精神；恕，是宽容的精神。胡适先生说，容忍比自由更重要。何先生的书可以作为这句话的最好注脚。
本文摘自《读者》2007年第01期P51